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，陶罐上的12个符号，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新石器时代，有一处文明遗址，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，包括大件的玉琮(yùcóng)、玉钺和玉璧等(děng)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(qījiān)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(de)史前文明，如今共发现(fāxiàn)500多处遗址，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，如今主要存放(cúnfàng)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 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，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（组）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(sāngè)展厅，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(héliángzhǔ)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，体现了良渚文明在(zài)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：良渚博物院 良渚玉器的精致(jīngzhì)程度足以证明：在距今五千年(wǔqiānnián)前，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 沉睡数千年(shùqiānnián)，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唤醒。 1936年冬，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（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）馆员施昕更，在家乡良渚(liángzhǔ)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(zhōngrì)埋头调查，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(gǔwù)。第二年春天，他邀请发掘(fājué)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，良渚得到(dédào)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 1938年，投笔从戎的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，一边继续考古整理，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（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(hēitáowénhuà)遗址初步报告(bàogào)）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，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，底部为三鱼鳍形足，外表黑色(hēisè)发亮 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，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(lóngshānwénhuà)的一支，但“良渚”的名字(míngzì)却(què)就此(jiùcǐ)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，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(sūzhōu)草鞋山墓葬(mùzàng)开始，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(jīngměi)的玉器，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 1986年，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(fāxiàn)五十周年(wǔshízhōunián)时，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(xiǎnguì)的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，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，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(de)魅力。2018年(nián)，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，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(yuè)，良渚遗址正式(zhèngshì)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 以“玉”为特色的(de)良渚文明，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，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，渐渐(jiànjiàn)开始了“玉石(yùshí)分野”：玉，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，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，因此(yīncǐ)既有软玉的玉龙，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 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，玉和石的(de)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，玉器(yùqì)的价值更多(duō)体现在制作(zhìzuò)技艺上，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(jiǎodù)而言，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，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这之中的重中之重，无疑是玉琮(yùcóng)。 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(suǒ)记载(jìzǎi)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，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，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(dàtǐshàng)可以分作(zuò)两类：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，其外形和手镯相似；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 镯式玉琮，1987年(nián)瑶山遗址出土 这两类玉琮共同的(de)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，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，通常只有(zhǐyǒu)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；而方柱状琮则高矮(gāoǎi)不等，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 简化神人纹玉琮(wényùcóng)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 1987年，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，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(shāo)有区别，位于墓主胸腹位置；剩下(shèngxià)一件(yījiàn)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，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(pǐnzhì)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，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 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，中部贯穿，高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，重达6500克 图据(tújù)：ICphoto 在发现(fāxiàn)玉琮王之初，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(pāizhào)之后才发现：玉琮王上竟刻画(kèhuà)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 图案的(de)主体为“神人”，面部呈倒梯形，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(yǔguān)，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，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(érchéng)，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，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在地上(dìshàng)的神兽，外框有椭圆形(tuǒyuánxíng)的眼睑，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(xiānglián)，有鼻梁和鼻翼，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兽面纹(wén)（局部）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：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 这个图案，是良渚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，常常也被(bèi)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，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，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(jiǎndān)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，“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‘灵’字条(zìtiáo)下释巫为(wūwèi)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，或许良渚的权贵们，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，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之外(zhīwài)，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(de)地区，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，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(le)生产(shēngchǎn)的实用功能，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，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 双孔(shuāngkǒng)玉钺，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 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(shùliàng)不多，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，而且(érqiě)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，这或许也(yě)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 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，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，李学勤教授称其为(chēngqíwèi)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(tā)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，也是(shì)文字的前身。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，故器表面(biǎomiàn)呈锈红色 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，都显示良渚文化已经(yǐjīng)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(dàn)距今(jùjīn)4300~4000年时，良渚文化却悄然(qiǎorán)消失。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，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，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，学界提出多种理论(lǐlùn)解释，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，但至今尚无(shàngwú)定论。 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(qímíng)的中(zhōng)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，良渚(liángzhǔ)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，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，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 文(wén) 启凌 编辑 苏静 （下载红星新闻(xīnwén)，报料有奖！）